“你那边有滴水的声音。”她说。
“嗯。”
“每次几秒。”
“不一定。有时候三秒,有时候五秒。看岩缝里的水压。涨潮的时候快一点,落潮的时候慢一点。”
“现在呢。涨潮还是落潮。”
他侧过头,看著岩壁上的水珠。一颗水珠正在形成,从岩壁的缝隙里渗出来,聚成很小的一点,然后慢慢变大。它的表面在钠灯下反射出一小片弧形的光。它变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形状开始不稳定,底部拉长,像一滴悬而未落的泪。
“涨潮。快滴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她在等那颗水珠滴落。
五秒。
滴落。落在某处,发出很沉的一声。
“很沉。”她说。“落在石头上。”
“嗯。”
电话那头传来翻书的声音。封面和书页之间的摩擦声很特別——精装,封面磨损得厉害,书脊上的烫金书名掉了一半,纸张发黄,边缘脆弱得像烤过的薄饼。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她在广场上画那棵树的时候,膝盖上摊著的就是那本书。书页的空白处画满了悬铃木的树根,从石板缝里鼓出来,把石头顶开,裂成几块。裂缝最深处长著一丛很小的草。
“你打电话来,是想听我说话。”她说。
不是问句。
阿里把手机换回右手。
虎口的茧压在手机壳上。手机壳的边缘有一道合模线,很细,摸上去几乎感觉不到。但他的茧感觉到了。
“嗯。”
“你想听我说什么。”
“什么都行。”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炭笔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在画你。”
“画我什么。”
“不是画你的脸。画你说话的声音。”
“声音怎么画。”
“画不出来。所以我在画坎儿井。你说话的声音像坎儿井里的水。从很深的地方流过来,流了很久,才流到耳朵里。很沉。每一句话的尾音都往下沉,像水滴在石头上。”
阿里没有说话。他想起父亲说过的坎儿井。
父亲是伊斯法罕人,退休前在钢铁厂做了三十三年机械工程师,但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身份不是工程师,是两伊战爭的老兵。1982年斋月行动,他在巴斯拉东部的沼泽地里打了七天。全连一百二十人,活著走出来的不到四十个。父亲的左肩被弹片削掉了一小块骨头,后来用鈦合金支架撑著。每到冬天,旧伤就疼。疼得厉害的时候,他把那只手按在暖气片上,一动不动地坐一下午,眼睛半闭著。
阿里小时候问过父亲:坎儿井是什么。
父亲把手从暖气片上拿下来,在膝盖上摊开。他的手很大,手指粗,指关节因为常年握扳手而微微变形。他用那只手在空气里画了一条线,从高到低,很长,很缓。
“雪山上的水流下来,渗进地里。古代波斯人在地下挖渠道,把水引到沙漠里的绿洲。水在完全黑暗的地下流,几十公里,几百公里。没有人看见它,没有人听见它。但它到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绿洲活了。椰枣树长出新的叶子,庄稼从土里钻出来,人有了水喝。水在黑暗里流了那么久,就是为了到那个地方,让东西活过来。”
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像坎儿井里的水。从很深的地方流过来,流了很久,才流到耳朵里。
“莎拉。”他说。
莎拉。两个音节,第一个音节开口,第二个音节收拢。
她的名字在波斯语里是“纯洁”的意思,但他说出来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纯洁。他想到的是她在咖啡馆里把方糖推回去的动作。老头多给了一块方糖,她摇摇头,推回去。老头又推过来。她拿起方糖,放进茶托里,把一枚五百里亚尔的硬幣压在柜檯上。“下次少找我一块方糖的钱。扯平了。”她不要不属於她的东西。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