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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向纵深挺进（第2页）

赵喜贵也笑了。

我接着说：“我们俩还应该都是一条道上跑的车，都跑的是铁道这条道。”

赵喜贵摇摇头：“不对，都是吃铁路这碗饭。”

随后他话锋一转：“王科长，你不是下了很大功夫把碾子山那一帮抓回来了吗？我就看不起他们，哪能掂着刀子干？连警察的枪都敢下！那不是找死吗！低级的人才干那种事，既没文化，也没教养。所以，我们不在一块玩儿。”

我问：“这么说，你是有教养的了？”

赵喜贵微笑了一声说：“虽然我没文化，但是我有教养。最起码我没有干过伤人的事，对吧王科长？你们说我盗窃，但是你们并没有抓住我的手，没有拿到我的证据。所以，我不会往你们设的圈套里跳。让我交代？笑话！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但是我相信‘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当然，我不是抗拒，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犯罪，所以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抗拒什么？”

我说：“赵喜贵，我很佩服你，将来你不在这个地球上了，我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出一本著作，专门论述犯罪对策学，在阴曹地府里肯定很畅销。”

赵喜贵摇摇头，冷笑的表情：“不可能。我和你，警察和小偷，既是一对矛盾，又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正因为有小偷，国家才会有警察，没有我们小偷了，警察也就没有了。王科长，你应当感谢我们这些人。”

我也笑着：“那你到了那个世界，还应该多一个头衔，专门研究警察和小偷的专家。”

赵喜贵冷笑了一下：“谢谢，谢谢王科长的理解。”

我对吴永胜叙述了这一过程，接着又告诉他另一个组审讯钱振民的情况。钱振民态度更恶劣，他往那儿一坐，从头到尾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我考虑，我们必须从外部寻求突破口，也就是先从外围查证，只要能找到失主，拿到赃款、赃物，或者是拿下同案犯的口供，找到他们作案前后和作案期间的间接证据，就不怕他们不低头认罪。

吴永胜觉得我说的办法很好，连连表示赞同。但是，我向吴永胜等两个攻坚审查组提出要求，必须多管齐下，不能因为加强了外围的查证，就放松了审查。审查组必须坚定拿下口供的信心，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围绕着外围的调查取证，我安排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即派人到东北对赵喜贵、钱振民二犯的住处及有关处所进行认真细致的搜查。

二是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赵喜贵、钱振民二犯的妻子涉嫌窝赃和销赃，必须立即把她们收容审查。她们肯定知道丈夫更深层次的犯罪情况，更多的赃物去向。

三是要扩大思路，进行深层次的调查取证。这是我一贯的观点，要想抓住流窜犯，就必须先找到流窜犯身边有哪些女人，已经送上门来的雨雨和鸿雁是查证落实的两个法宝，要从她们身上获取重要线索。

四是根据已掌握案犯初步的作案情况，选择一部分发案时间相对准确、车次准确、有共同作案的同案犯，以及失主被盗现金数量较大，有可能找到失主的案件，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找到失主。

五是派出多路侦查组到全国十四个铁路公安局的五十六个铁路公安处的乘警大队、车站派出所和刑侦部门，查找旅客报案原始材料。

六是派出两个侦查小组，沿着赵喜贵和钱振民南下的路线，到他们经常落脚的北京火车西直门站（今北京北站）前宾馆和招待所，郑州二七纪念塔旁边的双塔宾馆，郑州火车站附近的春光旅社，武昌火车站站前武昌旅馆，长沙火车站附近的芙蓉饭店，株洲庆云大厦、河东饭店，衡阳的胜利宾馆，江西鹰潭的站前宾馆，彻查他们的住宿登记，然后找服务人员座谈，查找他们近三年来的住宿情况，重点是查证赵喜贵的化名白明超和钱振民的化名李伟，以获取间接作案证据。

这个案子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回过头来细思，查证落实的艰难程度，真是不堪回首。总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几乎每一个流窜犯都信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所以，他们被抓后几乎个个都是拒不交代、死不认罪，这就给查证落实带来了很大困难。没有口供，在当时要想定罪、判刑可以说非常困难。

其二是很多旅客不愿意报案，没有报案记录。不愿意报案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旅客认为报案也是白报案，报了警察也破不了。再就是旅客忙着赶火车做生意或办事，怕耽误时间，不愿意惹那个麻烦，此外，怕报案后警察反复询问，生怕旅客报假案，旅客人格上受不了。所以很多已经发生的案件却查不到报案登记，哪怕犯罪分子交代了也对不上。

其三是一些铁路公安机关单位的领导为了要政绩，人为粉饰太平。那些年一些单位制定压低发案率的考核办法，每年发案率要下降百分之多少，达不到就说明这个乘警组没有防范好，要扣发奖金，影响评比，影响当先进，影响升迁等。所以乘警就把一些案件故意不登记，或者另外记录一本账，装到自己口袋里，在逐级上报时，各级公安机关层层往下减压，所以到了上面案件就剩不了多少了。同样是搜集了各种证据，包括犯罪分子供述了，也找不到报案材料，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其四是民警队伍中的个别败类，警匪勾结，故意灭失办案记录，或根本不作登记。有些案件就是他们庇护下作的，或者是共同勾结作的，所以旅客报案了他们也不会登记在案。

其五是社会风气不正，正不压邪，在一些公共场合往往是好人怕坏人，受害人往往不愿意或不给作证，最后当公安机关抓到作案方时查不到证据。

哎！真是不堪回首，真不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搜集那么多证据，把一大批江洋大盗、亡命车匪送上法庭、科以重刑，甚至处以极刑的。

铁路的公安、检察院、法院当时归铁路局统一领导，我们公安的职能是负责破案、取证、抓人，而能不能送上法庭，法庭能不能判、判轻还是判重，这需要公、检、法三家共同努力，更需要统管这三家的郑州铁路局党委，特别是政法委的帮助。于是，我又想到了我的老领导，郑州铁路局政法委书记王光礼。

我和李进永副局长把案件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向他一汇报，王书记就爽快答应：“好，好，我正要找你们公安局呢！我想专题听听这个案件的汇报，这可是两部直接抓的案子啊！”

1989年9月25日，王光礼书记在郑州铁路局党委办公室约见了铁道部公安局五处的左涌处长、李升龙副处长及刘作发科长，共同听取了李进永副局长和我关于“5·10”专案进展及在押案犯捕办的情况汇报。

王光礼书记充分肯定了“5·10”专案组前期的工作，他强调指出：“‘5·10’专案组为打击流窜犯罪活动，解决旅客乘车不安全的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辛苦了！我代表郑州铁路局党委、政法委向来自各局的参战民警表示祝贺！表示感谢！希望我们郑州铁路公安局要继续加强对这个专案的领导，在继续追捕抓人的同时，加强审查深挖、扩大战果，调查取证，从现在开始，我们铁路局的两级法院和检察院必须一起上手，加强办案，一定要把已抓获的案犯押上人民的审判台！”

最后，他说：“我这几天要专门召开公检法三长会议，认真研究‘5·10’案犯的审理工作。进永、仲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果然是老公安，他说的句句在点子上，我和李进永副局长心里像吃了颗蜜枣一样甜。

鉴于臧自恒率领的追捕组在东北战场已连续作战四个多月，需要休息整顿。指挥部决定改派冯杰带队组建第四批东北追捕组，再扑碾子山，追捕“3·20”案件其余在逃人犯。

9月底，冯杰率追捕组开赴东北，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又增派了三名刑警也充实加强到追捕组。

冯杰等五名侦查员风尘仆仆赶奔齐齐哈尔市的碾子山，尚未立足，便接到情报：准备外逃的丁东升正在宿舍和女友告别。

冯杰果断地率员直扑华安机械厂。

华安机械厂，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型军工企业，过去以生产炮弹为主。由于形势的改变，重型军工企业在生产上没有突破性进展，又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关停并转，只好不死不活地存在，它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废物荒置在这个偏远的山落里。

这几年，国家政策的调整使这个工业小区的人们也意识到必须调整自身的价值观念。可他们的工厂既不能转产，又不能关闭，工人同样不能离开工厂，必须像士兵那样枕戈待旦。可他们是一群农民式的工人，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素质。他们需要钱，比别的人更想钱，他们认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没有钱寸步难行。工厂有时放假七八个月，甚至一年。他们上哪儿去弄钱来养家糊口？上山打鸟，下湖钓鱼，那都不过是小打小闹，弄不出多大的油水。偷，是唯一发财致富的门道。于是，一批浑身充溢着无处宣泄精力的小伙子便走上了列车……

在华安机械厂职工单身宿舍里，心情极度慌乱的丁东升正在撕扯女友的衣服。

“快！快！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