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季,我作为中国赴美受训飞行员中的一个,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航空基地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即将回国参战前夕,我的美国教官单独找我谈话,他说现在有一个秘密任务,他认为我正合适,如果我接受,那么直到战争结束或计划完成,我将与中国方面暂时断开所有联系,不能和中国的家人,朋友,以及同僚有任何联系,完全听从美国陆航指挥。
他让我考虑后再做答复,这件事也不要和其他中国同伴说。
我确实有所犹豫。
在大学和航校那几年,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岔五就飞过来,炸死了不少我认识的人,我多少有些为他们复仇的念头。
也有同乡劝我:“回西康吧,日本人飞不到那儿。”那阵子,我真动过这个念头。
可如今,人已经站在这儿了,既然教官挑中我,总不好让他失望。
晚上我找到教官表示同意加入,教官也像是松了一口气,和我说起了秘密任务的详细内容:美国打算在中国建立轰炸机基地,使用现在最新的B29飞机,对中国被占领区,乃至日本本土,进行远程轰炸。
由于现在欧洲的战略轰炸机队人员损失非常惨重,新训练的人员要优先补充给欧洲方面,让用于亚洲战场的人员有所不足,经中美高层协商,中方同意就近从在美国的中国飞行员里,抽调合适人手填补美方轰炸机队的编制。
我简单收拾行李,当晚从宿舍悄然消失,乘车来到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空军基地,我将作为轰炸机的投弹瞄准员,在这里接受半年的专项训练,并和所分配的轰炸机组进行磨合,教官还向我介绍了一个诺顿公司的女技术员,凯莉·雷曼尔,这是个37岁,有着酒红色头发,身材高大,性情开朗,自信而充满活力的白人女人,她自称苏格兰裔,家住附近的农场。
第一次碰面,我看她看得有些呆住了,她不同于我之前见过的所有女人,看起来举手投足间都充满高贵的气质,她问我从哪来,我赶忙回过神来说:从亚利桑那来。
她又问我是纳瓦霍人,还是阿帕奇人,我这次较为得体地回答:都不是,我是中国的,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来到这里。
她低头致歉,自称刚才说得稍微有些失礼,我赶忙表示并不介意。
教官上前为我们做互相介绍,教官说,凯莉女士,是诺顿公司派来专业指导如何维修和使用诺顿瞄准具的人员之一,我有任何技术问题,都可以向她请教。
说完这些教官又在我耳边低声补充说:在这里和白人女性相处,你要懂得保持社交距离。
过了几天,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参加完基地举行的纪念活动,我在附近的公墓遇到了穿着黑纱的凯莉女士,她邀请我和她一起走走,问我:“中国也在打日本人吗?”
我回答:“是的,我正是为了学习和日本人作战的技术而来。”
在这座墓园里,我和凯莉保持着2步的间隔,从这个话题互相攀谈起来,凯莉自称她丈夫也曾在亚利桑那的卢克基地受训,也是飞行员,只不过他是海军的,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做翠鸟观测机的飞行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她丈夫随舰沉没,死后多日才被打捞上来,她已经无法为亡夫复仇,但也许我可以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随后的一段日子是凯莉女士向我等几个瞄准手,详细讲解诺顿瞄准器的使用方法,和可能遇到的故障排除,这种精密仪器现在还属于机密设备,我们被要求在必要时将其破坏,绝不能被敌人缴获,不执行任务时要将其从飞机上拆下,由专人保管,起飞前再安装回去。
她的专业水平和知识素养让我感到十分惊奇,我在国内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即便是少数知识女性,也往往兴趣重在文学和翻译,而几乎没有这样搞机械设备操作的。
我在基地里还遇到过其他一些中国被抽调人员,他们被分配作轰炸机的机枪手,机械师,领航员等,我们默契地不互相打听姓名和原属单位。
在训练空闲,我和凯莉两个总会找机会聚在一起闲聊,她对我的过去充满兴趣,我也尽量回忆遥远家乡的事情,来满足她的好奇心,她听得很认真,并认为这是奇妙的缘分,让她能知道世界另一端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在给她讲故事的同时,我也不禁回想起我的家族和我以前的日子。
按父亲给我讲的,我家有据可查的最远一代亲属,是我的曾祖,他是陕甘绿营的一个把总,在乾隆皇帝派兵征讨大小金川时,奉命率领所部和附近乡民,一起来到大渡河上游支流的黎夏河谷,在这里招抚附近山民一起垦荒数十亩,并放牧牛羊,设营汛,建军屯,为大军守护粮道,大小金川平定后,朝廷论功恩赏,他因多次击退侵扰粮道的夹坝贼寇,被赏银百两,子弟可世袭把总职位,为朝廷永镇此地,此后的历任四川总督都视其为朝廷藩篱,礼遇与土司相等,从此我家世代居住于此。
嘉庆皇帝时,川楚白莲教作乱,蔓延数省天下震动,官军屡战不胜,朝廷下旨让各地兴办团练,坚壁清野共讨教匪。
因见贼势猖獗,我家高祖遂于黎夏河谷草创山寨,仿效附近嘉绒藏人土司,于险要处垒砌石头修建碉楼,储备粮草军械,逢战则多用大小火铳,方才顶住贼徒进犯,与过境官军协力剿贼。
教匪平定后,朝廷念其有功,准于山寨附近的大道旁立牌楼,嘉奖高祖助剿之功。
咸丰皇帝时,粤匪石达开屡犯川境,各地群盗纷纷响应,遥尊其为主,拜领其印信者,不可胜数。
官军因此疲于奔命,四处征剿,四川总督值此危急之时,特许祖父可在附近茶马商路上设卡抽厘金,自行筹款募勇,外出相助官军。
我家祖父于是聚义黎夏河谷附近商团,民团,被推为盟主,盟誓要共同保境安民。
不久祖父领着所部乡团出谷,参与讨伐群贼,为官军臂膀。
发匪平定后,朝廷计功行赏,以祖父保障乡闾,协同官军讨贼,授予祖父候补守备头衔。
光绪皇帝时,赵尔丰经略西南,削平叛乱,解散绿营,改授我父为巡防营协校。
后民国战乱,四川多次易主,我父亲只能朝秦暮楚,四处投靠,只求偏安一隅。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赤化武装过境川康,刘主席初战不利,退守雅安大营,整训新兵,以图再举。
于是广发手谕:凡雅属、康区之豪强、土司、袍哥,皆须选派子弟赴雅安,在川康军政公署或二十四军中效力,并量力捐输军饷,用以整军防赤,补缺任贤。
我家亦接此令,听说各家头人私下议论:名为征才募款,实则索要人质,逼我等表忠输诚罢了。
我父亲见时局混乱,一直观望到了35年末,得知川军在百丈关取得大胜,赤化被击败北撤,方才决心归附。
让叔父携我,家中排行第五、年方十五的幼子,并三担土产烟土,同赴雅安,面谒刘主席。
在雅安大营门外候了数日,渐渐摸清门路。
幸得与我家世交的商团赵掌柜引荐,结识了刘主席身边的何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