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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第2页）

他们的每一次野外考察其实都像是一次艰难探险。出外考察大多依靠畜力车和人力车，有时还要骑骡、驴，住的则是鸡毛小店，卫生环境极差。他们曾徒步跋涉泥泞黄土路三百余里，住过肮脏得可怕的小店，睡过农家的大炕。一路上他们还常常担心断粮断水。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当年，行路也是一个考验。到了不通公路和铁路的地方，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风尘扑面，颠颠簸簸，而要去的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次去河北蓟县独乐寺考察中，住店后好不容易找了个电话，和北京的林徽因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学社某日考察笔记记载着：“下午五时暴雨骤至，所乘之马颠蹶频仍，乃下马步行，不到五分钟，**之干。如是约行三里，得小庙暂避。”又一日记载：“行三公里骤雨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可见有时能宿在大车店已经不算太倒霉，但大车店里起床每人一身虱子。考察的艰辛还在于风险，途中他们要提防土匪的出没；到考察点，测量旧寺古塔，爬上风蚀了数百上千年的顶端，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

梁思成也有记述：“今天工作将完时，忽然来了一阵‘不测的风云’，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时前后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不单是在二百八十多尺高将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近在塔顶铁质相轮之下，电母风伯不见得会讲特别交情。”

这些困难对于寻常人来说已是殊属不易，而林徽因，一个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个曾经向往诗意浪漫生活的女子，一个体弱多病的女性，却经受住了如此艰苦的野外考察生活。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向优雅浪漫的她会和男子一样餐风宿雨，爬梁上柱。

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出一种可贵的内在精神，一种坚忍与执着，一种自我奉献和牺牲的精神，一种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乐观自信的情绪。这段《山西通信》中的文字就有如阳光般明朗灿烂：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

富有诗人气质的林徽因还认为，建筑与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面对不同的建筑，人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崇高的、愉悦的、宁静的或错乱的、忧伤的甚至荒诞的。她的建筑学论文处处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是人文的、审美的、情感的和价值判断的印记。

正是在这里，作为建筑师的林徽因有着女性的感性视角与诗人的独特感悟。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考察古建筑时，林徽因就常常发现坚硬冰冷的建筑物中蕴涵着独特的“诗意”和“画意”。在她的眼里，“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抑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于是她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创造出一个建筑学的新概念“建筑意”：“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

确实，当我们面对那些历经战乱烽火和风霜侵蚀有幸遗留下来的亭台楼阁时，一种与这种古建筑相关的怀古幽情，一种历史的记忆，一种岁月的沧桑感会在心头油然生起。这种人文景观与大自然原本存在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并不同，它们保留着古代文化的某些信息，与古代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审美观念密不可分，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所以，这个“建筑意”，很准确地把握了建筑与人的主观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与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凝固的音乐”“无声的史诗”就是“建筑意”最好的说明。这个概念的提出属于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独特的、富有文化学内涵的重要建树。中国古代诸子先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大多能驰骋于艺术与科学两个领域，甚至在某一成果中同时放射两大领域的光辉。林徽因秉承的正是这种打通几个领域并融会贯通的创造精神和气质。

这样的学识才情，这样的坚忍精神，这样的业绩贡献，谁还会把林徽因看成是那些八卦传闻中只会撒娇卖萌、写写诗、调调情的小资女子？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学术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1923年，他们在刚刚成立的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后来又共同创建了清华大学（营照社）建筑系。20世纪30年代初，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

梁思成是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1947年，有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老师告诉他，中国文化界有三个国宝级的人物：梁思成、陈寅恪、翁文灏。梁思成的建树，若没有林徽因的奉献是不可想象的。他坦然地承认：“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有位诗人认为：林徽因“实际上却是他（梁思成）灵感的源泉”。梁思成和林徽因常常为一个看法，乃至一个词语表达争论不休。

林徽因的学术著作常常显得风格独特。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林徽因把枯燥的学术论文当成美文来写，这样她笔下的木石结构便有了灵性，字里行间流淌出诗样的韵律。使得容易枯燥乏味的建筑论文变得灵气生动，富有文采。

她的建筑灵感还常常在诗行中闪动：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假如不是攀上古塔亲手测绘，体验了古塔每一层琉璃檐边的美感，亲耳听到百层塔上鸟鸣声的清脆和风铃声的宛转，怕是难以写出这样如云端飘来的美妙诗句。

梁思成有学者的稳重作风、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可是若论文笔和才情，他显然逊于夫人。梁思成起草的文稿一般得经过夫人修改润色才肯发表，他的文章里那些闪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点睛手笔。同行们不无夸张地说，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再也没能写出先前那样精彩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林徽因基于她广博而深厚的中西学功底，“文艺复兴色彩”般的艺术气质，敏锐而准确的洞察力，为中国建筑学术做出了基础性的和发展方向性的重大贡献。她在理论上的作用完全不应低于任何一位与她同时期的建筑学者，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

在中国现代建筑学史上，素来“梁林”并称，两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共同发表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林徽因在自己年少时选定的人生道路上，步伐稳健，姿态优雅，走得很远、很苦也很美好，很痛也很快乐。

她一路走来，风生水起，繁花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