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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上的交往（第3页）

杜甫的这首诗，一向的注家认为是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所作，但从诗中所叙述的李白情况看来，这样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杜甫在秦州所做的有关李白的诗，如《梦李白》与《天末怀李白》等，对于李白的情形都很隔膜，但这一首却不同了。关于李白的生活近况和心理动态，都好像了如指掌。特别是“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两句，很明显地表明是李白在宝应元年（762），即行将去世的一年，在当涂养病的情形。这诗毫无疑问是这一年的秋天做的。当时杜甫在梓州，但他的兄弟杜占在留守成都草堂，经常在成都与梓州之间往还，因此杜甫对于外界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

诗既是“寄”给李白的，足证他们之间已经有诗札来往。这从李白来说，也要有了定居之后才能有此方便。估计李白在上元二年（761）定居当涂后，便立即有消息寄给杜甫，故杜甫也才能知道他的生活近况和早有脱离永王的心事。不然是无法说通的。

准此，第五段的“独泣向麒麟”也才可以得到确切的解释。那无疑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风》第一首抄寄了给杜甫——所抄寄的当然不止限于这一首，也不止限于诗。《古风》第一首的最末四句上面已经征引过，不妨再引一遍吧：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儿的“绝笔于获麟”和杜甫的“独泣向麒麟”有如桴鼓之相应，能够说是偶然合拍的吗？

诗是“寄”给李白的，李白在去世之前还有相当的时间，不至于看不到它。看到之后，李白会作何感想？我认为有好些辞句很难使李白满意。关于“三危放逐臣”句，上面已经说了，那还只是出于考虑欠周到的语病。还有更重要的关节处，一定会使李白失望。天宝初年李白被谗逐，这在李白是非常遗憾的事，而在杜甫诗中却以“乞归优诏许”一句不着痕迹地带过。不好诽谤朝廷，在杜甫说来自然是“忠”；但对于谗毁者的“贱臣”“佞臣”——高力士、张垍之流，却未免过于“恕”了。李白下庐山从永王东巡并不算犯罪而是冤枉（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便未涉及此事），他一方面是体贴着唐玄宗的意旨在办事，另一方面也想借永王之力扫**胡尘，拯救天下苍生；然而杜甫却把它说成为找饭吃而受到处分。这在李白恐怕是更感到意外的。

叙述到这里，对于李白《古风》第五十九首——也是最后一首的最后四句，算找到了它的寄意所在。

众鸟集荣柯，穷鱼守枯池。嗟嗟失欢客，勤问何所规？

前两句容易理解。大抵的人（“众鸟”）都在趋炎赴势（“集荣柯”），少数穷途末路的人（“穷鱼”）穷得没有出路（“守枯池”）。这“众鸟”与“穷鱼”自然是方以类聚，各走各的路；在这里也在暗喻着交道的翻覆——这是诗的重点。后两句译成现代语，便是：

呵呵，你同样是穷途末路的流浪者呵，

你勤勤问候我，到底要规戒我些甚么？

这里所说的“失欢客”，不就是在暗指杜甫吗？这首《古风》看来很明显地是李白在接到杜甫寄诗之后做的，也很明显地表明了李白的失望。他所期待着的知己，虽然同处在困境，但并不如十几年前那样的真正的知己了。

杜甫最后一首关于李白的诗是《不见》，题下原注云“近无李白消息”，可能是李白死后的第二年——广德元年（763）在梓州做的。估计是李白接到杜甫寄赠的二十韵长诗之后，由于失望便没有再和杜甫通消息；或许也是病到垂危，再没有可能通消息了。但这首《不见》，把杜甫对于李白的哀怜，表现得更无掩饰。

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最出人意外的是“佯狂”（装疯）两个字。估计当时是有人造李白的谣言，说李白发了疯；杜甫为他辩解，说为“佯狂”。但从李白的诗文和行动看来，并看不出李白本人有过什么“佯狂”的痕迹。说他“佯狂”，李白曾在诗里斥为世人的误会。《笑歌行》的末尾有这样几句：

笑矣乎，笑矣乎！宁武子，朱买臣，叩角行歌背负薪。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

这正从正面来回答了造谣者和附和者，并不是“狂”，而是被“不识”的人误认为“狂”，因此就仿佛“如佯狂”。《笑歌行》和《悲歌行》两诗，自宋代苏东坡以来，专家们都认为“断非太白作”。其实这个断案，下得真是武断。这两首诗，还有其他的诗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类，彻底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老教条，正突出了李白的积极性的一面，断为伪作是老教条的幽灵在作怪。

《不见》一诗中“世人皆欲杀”句是可贵的资料。这透露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和西蜀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李白的一般的态度。杜甫处在这种氛围中能够哀怜李白，自然表示了他的友情。但他只怜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来，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应该杀而可以不杀，如此而已。这样的同情是大有限度的，故“诗”只言其“敏捷”，“酒”却着其“飘零”——孤苦伶仃，无人过问，只求解救于酒。因此，他要李白回到故乡彰明县的大匡山去读书，使晚年有所寄托。

看来杜甫对于李白的期待或评价，并不如李白自己所自负的那么高。拿对诗歌的评价来说，李白是有点轻视六朝文体的，他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第一首），虽然他也尊重陶渊明、谢灵运和谢朓。但杜甫对于六朝诗文却予以相当高度的评价。杜甫既肯定阴铿、何逊、鲍照和庾信的业绩，而说李白的诗句之佳者“往往似阴铿”（《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又比之以庾信和鲍照——《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特别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一诗中，把李白和薛华并举，同时举出了六朝文人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和鲍照。这位和李白抗衡的薛华，而且超过了何、刘、沈、谢、鲍的人，却没有一首诗流传下来，可能是杜甫喝醉了酒，过分抬高了薛华，但他对李白的评价是保留着一向的水平的，便是和六朝的文人们可相颉颃。

值得提出的是杜甫有《戏为六绝句》——专门论诗的六首七绝。这些诗的写作，在我看来，和李白显然是有关联的。诗的第一首高度肯定了庾信，第二首和第三首同样肯定了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些前人，在李白现存的诗歌中都没有被提到过。第四首是对当代诗人的评价：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隋人虞茂《四时白歌·江都夏》中有句云：“兰苕翡翠恒相逐”（见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五十六卷）。——作者注）

“数公”是指庾信和王、杨、卢、骆。说庾信和四杰以后还没有人能超过庾信和四杰。当今的文人中谁是出类拔萃的英雄呢？就是说谁也不是！《戏为六绝句》，一般的研究家认为是宝应元年在成都所作。李白死于这一年的十一月，杜甫作诗时李白还未死，在杜甫看来，李白自然不能算是“出群雄”了。同时代的诗人们，才力都敌不过庾信和王、杨、卢、骆；顶多只能写点像翠鸟站在兰苕上的小玩艺，至于在大海里剑劈鲸鱼的大作却谁也没有。因此，绝句的第五首说到自己要努力，要做到与屈原、宋玉并驾齐驱，不要反而落在梁陈文人们的后面去了。第六首则更劝大家努力，不要藐视前人，最好多多学习。

在这六首绝句中虽然没有点李白的名，我看是和李白有关联的，甚至可能是以李白为主要对象，以李白在《古风》第一首中轻视六朝诗文的见解为主要对象。杜甫为了减轻刺激，在题目上标出了一个“戏”字，其实他是很认真的。杜甫这些诗，包含着对于自己的高标准的要求；但李白对于自己的要求标准也有同样的高度，他在《临江王节士歌》里面曾经发问：“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这就是他自己也承认“未掣鲸鱼碧海中”了。

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的，他的文学的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的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处。至于屈原的成就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杜甫爱做排律诗，元稹在《杜君（甫）墓系铭》中极力加以称颂；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佺期）宋（之问），言夺苏（武）李（陵），气吞曹（植）刘（桢），掩颜（延年）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文人之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真是绝顶的颂扬。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人”中他没有提到屈原，而在“今人”中他却紧紧抓着了李白。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样抑李而扬杜，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其实元稹所极力赞扬的排律，和六朝人的骈体文、后代的八股文，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封建时代科考取士时长期采用过，是读书人的宦海梯航。那种完全脱离群众（正如元稹所说的“脱弃凡近”）、掉书袋、讲堆砌的文艺玩艺儿，正是李白之所不屑为，而有意打破它的。杜甫晚年来特别嗜好，借以消磨岁月，卖弄学识。元稹可以说是嗜痂成癖了。然而同是唐人，也还是有人能够说几句公道话的。韩愈有《调张籍》一诗，开头六句是：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只是以李杜并称，但由抑李扬杜的人看来，可能已经是抑杜扬李了。其实无论李也好，杜也好，他们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灿烂了。用公平的眼光来看，李的“摆去拘束”的乐府歌诗，比起杜的“属对律切”的长篇排律来，要更有诗味，更接近于群众，更有生命一些。就是杜甫的好诗，也不属于他苦心惨淡地搞出来的排律。然而出乎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而扬杜，作出不公平的判断。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前些年辰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李杜优劣论，更想顺便加以批评。

剑阁的险峻，利于军阀割据，给人民带来灾难，他（杜甫）便大骂上帝，要把它划平：“吾将罪真宰，意欲划叠嶂！”（《剑门》）假如我们拿李白“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诗句和杜甫的诗相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一样的，都充满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动机目的却不相同。

——萧涤非《杜甫研究》，59页，1959年

动机和目的怎样不同，没有明说，但意思是很明白的。杜甫要“划叠嶂”是为人民除灾难（其实更多地在为朝廷着想），李白要“划却君山”却不是这样。因此，杜甫是人民的诗人，李白则不是。但李白为什么要“划却君山”？他的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倒值得拿来研究研究的。

李白那四句诗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的第三首。这诗是乾元二年（759）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放回，南游潇湘时作的。时令是在秋季。不妨再把全诗抄在下边，以醒眉目：